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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代的赋税制度

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中载有董仲舒关于秦代赋税制度的一段话，很能说明问题：“古者税民不过什一，……至秦则不然，……力役三十倍于古，田租田赋，盐铁之利，二十倍于古，或耕豪民之田，见税什伍，故民常衣牛马之衣，而食犬彘之食，重以贪暴之吏，刑戮妄加，民愁亡聊，亡逃山林，转为盗贼。”秦代的赋役是三代的20～30倍，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，要缴纳给地主“见税什伍”的租赋，因而广大农民一贫如洗，许多农民无法生存，只得逃往山林，变为盗贼，许多农民揭竿而起，这是强秦短命的重要原因。

秦代还改“因地而税”的制度，而改行“舍地而税人”的制度，即索取“人头税”，其税率20倍于从前。《通考》在评论秦代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时指出：“秦坏井田，任民所耕，不限多少，已无所稽考，以为赋敛之厚薄，其后舍地而税人，则其谬益甚矣。”

汉代的赋税制度

汉高祖刘邦记录了强秦死亡的教训，在汉初采取了“轻徭薄赋”的政策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中说：“汉兴，按秦之敝，诸侯记起，民失作业，而大饥馑，凡米石五千，人相食，死者过半。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，十五而税一”。这就是说，从汉高祖时起，实行“十五税一”的政策，及至汉文帝时期，又有“田租减半”之诏，也就是采取“三十税一”的政策。并有13年“除田之租税”。汉景帝时（前155年）复“三十税一”之制。东汉时，刘秀曾经实行过“什一之税”，但不久又恢复“三十税一”的旧制。纵观两汉赋税制度，除恒帝、灵帝曾加亩税十钱以外，一般通行“十五税一”或“三十税一”的实物地租。

汉初还有所谓“口赋”，也就是人“人头税”。这是专指对7岁至14岁未成年人所征的赋税。原规定：不分男女，每人每年缴纳“口赋”20钱。汉武帝时，将起征年限改为3岁，20钱改为23钱。汉元帝时，又将起征年限改为7岁。

汉代还有所谓“算赋”，这是对成年人年征的“人头税”。高祖四年（前203）开始征收，凡年15以上至56岁，不分男女，每人每年征112钱，谓之“一算”。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。

汉代由于采取“轻徭薄赋”和“与民休息”的政策，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，经过70余年的经营，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中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描述：“汉兴七十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廪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……”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的篇章。

隋代的赋税制度

隋代于开皇二年（582）颁布租调令，规定一夫一妇为“一床”，作为课税单位。据《隋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丁男一床，租粟三石，桑土调以绢、絁，麻土以布绢。絁以疋，加绵三两。布以端，加麻三斤。单丁及仆隶各半之。未受地者皆不课。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，并免课役。”开皇三年（583）正月又规定：“减调绢一匹为二丈”。开皇十年（590）五月又规定：“丁年五十，免役收庸”。

唐代的赋税制度

唐代前期实行“租庸调”法，后期实行“两税法”。

1、租庸调法

唐武德七年（624）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，推行“租庸调”的赋税制度。所谓“租庸调”，就是：“有田则有租，有身则有庸，有口则有调。”（《陆宣公集》卷22）

租：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谷物，作为田税。据《唐六典》记载：“每丁租粟二石。”

调：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当地的土特产，一般指的是绢物等。据《唐六典》记载：“其调随乡土所产陵、绢、絁各二丈，布加五分之一，输绫、绢、絁者，绵三两，输布者，麻三斤。”

庸：就是农民为政府服劳役代替纳物，艰险所谓“输役代庸”。按规定：每丁每年须服劳役20日，闰月加2日，如不服劳役，则以纳绢或布代替，每天折合绢三尺，或布三尺七寸五分。

在受灾时，则有减免之制。据《唐六典》记载：“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。十分损四以上免租；损六以上免租调；损七以上课役俱免。若桑麻损尽者，各免调，若已役已输者，听免其来年。”

唐代前期的租庸调法，税额较轻，尤其是采取“输庸代役”的办法，让农民有体养生息的机会，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有利用唐代初期的经济繁荣。

但是，在开元以后（713～741），租庸调法则“陷于败坏”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：“开元以后，天下户籍，久不更迭，丁口转死，田亩卖易，贫富升降不实，乃盗起兵兴，财用益绌，而租庸调税法，乃陷于败坏。”

2、两税法

杨炎于德宗时任宰相，他鉴于当时赋税征收紊乱的情况，乃于德宗建中元年（780）介议实行两税法，为德宗所采纳。据《旧唐书·杨炎传》记载：“凡有役之费，一钱之敛，先度其数而赋于人，量出以制入，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；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，不居处而行商者，在所郡县税三十分之一（后改为十分之一），度所（取）与居者均，使无侥利。居人之税，秋夏两征之，俗有不便者正之。其租庸杂徭悉省，而丁额不废，申报出入如旧式。其田亩之税，率以大历十四年（779）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。夏税无过六月，秋税无过十一月。逾岁之后，有户增而税减轻，及人散而失均者，进退长吏，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”。由此可见，两税法的要点是：（1）按各户资产定分等级，依率征税。首先要确定户籍，不问原来户籍如何，一律按现居地点定籍，取缔主客户共居，防止豪门大户荫庇佃户、食客，制止户口浮动。依据各户资产情况，按户定等，按等定税。办法是：各州县对民户资产（包括田地、动产不动产）进行估算，然后分别列入各等级（三等九级），厘定各等级不同税率。地税，以实行两税法的前一年，即大历十四年（779）的垦田数为准，按田亩肥瘠差异情况，划分等级，厘定税率征课。其中丁额不废，垦田亩数有定，这是田和丁的征税基数，以后只许增多，不许减少，以稳定赋税收入。（2）征税的原则是“量出制入”。手续简化，统一征收。即先计算出各种支出的总数，然后把它分配出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。各州县之内，各等田亩数和各级人户数都有统计数字，各州县将所需粮食和经费开支总数计算出来，然后分摊到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中，这就叫“量出制入”，统一征收。（3）征课时期，分为夏秋两季。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收获的季节性，由于农业的收获季节是夏秋两季，所以在夏秋两季向国家缴纳赋税。（4）两税征课资产，按钱计算。因为要按资产征税，就必须评定各户资产的多少，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，这就是货币（钱），所以两税的征收，都按钱计算，按钱征收。但是有时将钱改收实物，官府定出粟和帛的等价钱，按钱数折收粟帛。

对两税法的评说：（1）两税法是符合赋税征课的税目由多到少、手续由繁到简、征收由实物到货币的发展规律的。它是适应农业生产力提高、社会经济繁荣与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。按社会贫富等级、资产多寡征税也是合理的、公平的。（2）两税法以“量出为入”作为征的标准，有一定的片面性。按理说，理财的指导思想应是“量入为出”。（3）两税法在按税制估定资产之后，不应随着后来物价的变动作适当调整，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国家多收入，不适时调整资产价格和税率，使农民负担不断增加。

五代的赋税制度

五代之际，战乱频仍，统治阶级虽说沿袭唐代的两税法，但是，实际上是横暴敛，锱铢必取，已无税制可言。

地税和丁税

元代的地税和丁税，在太宗时期规定每户科粟二石，后以军食不足，增为四石。继定利征之法，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，每丁岁科粟一石，驱丁（亦称驱口）五升，新户丁、驱各半，老幼不与。其间有耕种者，或验其牛具之数，或验春土地之等，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；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。工匠、僧、道验地；官吏、商贾验丁。《元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地税，上田每亩三升，中田二升半，下田二升。水田每亩五升”。《元史·耶律楚材传》记载：“至元十七年（1280）规定，全科户每丁粟三石，驱丁粟一石，半科户每丁粟一石。”

秋税和夏税

元初江南只收秋税，至元十九年（1282）二月，令江南税粮依宋贞例，输米三分之一，其余折输绵、绢杂物。成宗元贞二年（1296）始定江南征收夏税。秋税只令输粮，夏税则折收木绵布、绢、丝、绵等物。均视粮数为差，粮一石或输钞三贯，或输二贯，或输一贯500文。

科差法

太宗八年（1236）始行“科差法”。其名曰丝料、包银。“丝料”，是每户出丝一斤，以供国用。五户出丝一斤，以供诸王功臣沐浴之资。各验其户籍上下等级而征收。“包银”，仅民科纳六两，半输银两，半折输颜色丝绢。以银纳税，从此开始。

经理法

《元史·食货志》中说：“经界废而有经理。鲁之履亩，汉之核田，皆其制也。夫民之强者，田多而税少；弱者产去而税存。非经理无以去其害。然经理之制，苟有不善，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。”有元谓之经理者，在宋曰经界，在金曰通检推排。

《元史·食货志》中载有章闾对经理法的评说：“经理大事，世祖已尝行之，但其间欺隐尚多，未能尽实，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，惧差而折户者有之，富民买贫民田，而仍欺旧名输税者有之。由是岁入不增，小民告病。”

元代统治者，为了“税入无隐，差役亦均”的目的，采行“经理法”，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。延佑二年（1315），仁宗遂下诏废止经理法。

普查土地人口，制定“鱼鳞册”和“黄册”

朱元璋推翻元朝后，废除了元代的各种苛捐杂税，普查土地和人口，制定“鱼鳞册”和“黄册”作为赋役制定的基础。

1、鱼鳞册

据《广治平略》记载：“履亩丈量，图其田之方圆、曲直、宽狭，书其主名，及田之四至，编汇为册，谓之鱼鳞图册。”鱼鳞册是土地清册，它是征收赋税的依据。

2、黄册

所谓“黄册”，就是户口簿，以此作为科派差役的依据。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所载：“黄册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，余百户为十里，里凡十人。岁役里长一人，甲首一人，董一里一甲之事，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，凡十年一周。”

明代前期的赋税制度

明初的田赋，分夏税和秋粮，夏税无过八月，秋粮无过明年二月。夏税以麦为主，秋粮以米为主。但均得以银钞钱绢代纳。例如，米一石，折银一两，钱千丈，钞十贯。麦的折算比米减十分之二。凡以米麦交纳者，称为“本色”，而以其他实物折纳者，称为“折色”。

征收的税率，一般通则，官田亩税五三合五勺；民田减二升，即三升三合五勺。重租四八升五合五勺。芦地五合三勺，划塌地三合一勺等等。浙西地区土质肥沃，税率较重，苏、松、嘉、湖、杭，皆为重租地区。

明代后期的“一条鞭法”

明代前期赋税制度的尚称严整，但日久弊生，狡猾之徒，逃避赋税，贪官污吏，受贿枉法，使原来的赋税遭到破垭。鱼鳞册和黄册与事实不符，有的地方自行捏造簿册，名曰“白册”，破坏赋役的依据。以致富户权贵，田连阡陌而不纳税，贫苦农民往往“产生而税存”。

为了挽救财政危机，必须重新清查土地和户口，改革赋税制度。万历六年（1578），明政府根据张居正的建议，下令清丈全国的土地，包括勋戚的庄田和军屯在内。经过三年的努力，共清丈出土地7 013 976顷，比弘治时税田多出300万顷，“于是豪猾不得欺隐，里甲免赔累，而小民无虚粮”（《明史·食货志》）。

万历九年（1581）通令全国实行“一条鞭法”。据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：“总括一州县之赋役，量地计丁，丁粮毕输于官，一岁之役，官为佥募。力差，则计其工食之费，量为增减；银差，则计其交纳之费，加以增耗。凡额办、派办、京库岁需与存留、供亿诸费，以及土贡方物，悉并为一条，皆计亩征银，折办于官，故谓之一条鞭。”

“一条鞭法”有以下四个特点：

（1）把各种目的的赋税和徭役，合并为一种，都按田亩计征，简化了税目和征收手续。

（2）取消了“力役”，农民可以“出钱代役”，不再直接负担力役，统由官府雇工应差。

（3）将以征收米麦实物为主的田赋，改为除国家需要的米麦以外，其余所有实物改用银折纳。

（4）改过去的赋役催征、收纳与解运由粮长、里长办理为地方官吏输。

“一条鞭法”新税制，将明初的赋役制度化繁化简，并为一条，并将征收实物为主改为以征收银两为主，即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，结束了我国历史上实行了2000多年的三征（粟米之征、布帛之征、力役之征）税制体系，可以说是中国赋税制度继两税法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改革。

“一条鞭法”的实行，对减轻农民赋税负担，缓和社会阶级矛盾，安全社会秩序，促进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，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但是，它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，在各地贯彻实行时，受到种种阻挠和破坏，时有反复，终不能彻底实行。

清代前期的赋税制度

清代前期的赋税制度，沿袭明代的旧制，以田赋和丁役为国家的主要赋税方式。

所谓“田赋”，就是土地所有者，每年按亩数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额。

所谓“丁役”，就是年满16岁到60岁的男子（壮丁），每人每年为国家负担一定日期的无偿徭役。

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货币数量日益增多，于是国家对田赋和丁役，除了征收部分粮食（漕粮）之处，其余征收货币。这叫“折征”和“丁役银”。

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颁布的《赋役全书》，详列了田赋和丁银的缴纳规定和办法。

1、田赋

根据《清朝会典·食货志》记载，田分上中下三则，按等级税率征收。“征收办法，有本征者，有折征者，有本折各半者。本征曰漕，漕有正粮（米），有杂粮（麦、豆、荞、麻等）。折征者，如定以银，继则银钱兼纳。”

2、丁役

各省多寡不等，据《清朝文献通考·户口考》记载：“率沿明之旧”，“有三等九则者，有一条鞭者，有丁随地派者，有丁随丁派者”。

清代的地丁制度，其中所谓“地”就是“地赋”；而“丁”就是“丁银”。地赋是土地税，丁银是人头税。

清代初期的赋税制度，除了田赋和丁银以外，还有其它种种附加税。

（1）火耗：又叫“耗羡”，是把实物换为银两后，因零碎银熔铸成整块上缴时有损耗，因此，征收田赋时，加征火耗。实际上，改铸银两时的损耗只不过百分之一二，而实际征收的火耗则多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，或者更多。

（2）平余：是收税时，每正税银两百两，提解六钱的附加税，以充各衙门之用。

（3）重戥：重戥是用银纳税过秤时，将戥头暗中加重。

（4）漕折：就是各省运往京师的租米（漕粮）换算为银两时，任意决定换算比例而不利于纳税者的差额。

清代后期的“摊丁入亩”

清代中后期实行“摊丁入亩”、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，就是将田赋和丁银合并在一起的单一税。实行“摊丁入亩”，有利于贫民，不利于富室，因为富室地多而丁少，贫民地少而丁多，采用这种赋税制度能解决赋役负担不均的问题，有利于农民安居乡里，致力于生产。“摊丁入亩”简化和税种的稽征的手续，是清代赋税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。

北宋的赋税制度

北宋的赋税分民田税、官田税和身丁税等多种，现分述如下：

1、民田税

北宋的田税规定，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税，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（沿袭唐代的两税法）。北方各地大致每亩中等土地可收获一石，须纳官税一斗。江南各地由于产量较高，每亩须纳税三斗。唐代的两税法是按资财多少征税的，而宋代则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的。秋税，是在秋熟后按亩征收粮食；夏税，是以收钱为主，或者折纳绸、绢、绵、布。

按亩征税是征税的基本标准，但是在实际征收时，还有所谓“支移”、“折变”的计算，从而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。

“支移”就是在征收秋税时，要求农民运至指定地点交纳，如果农民不愿随长途运输之劳，就要多交一笔“支移”，也就是“脚力钱”。

“折变”就是在征收夏税时，钱物辗转折变，也提高了实际交税额。

2、官田税

官田招佃农耕种，由政府收取地租，称为“公田之赋”。但官田本身无人交纳秋夏二税，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农头上，加重地租数量，即所谓“重复取税”。

3、身丁税

北宋的身丁税规定，男子20岁为丁，60岁为老。凡是20岁至60岁的男丁，都要交纳身丁税，交钱或交绢，与两税同时交纳。

4、杂变

北宋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，以类合并，统称之为“杂变”。其中名目繁多，如农器税、牛革税、蚕盐税、鞋钱等，即所谓“随其所出，变而输之”。杂交也必须随同两税输的。

5、和籴与和买

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；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。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，是按土地多少，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，并付给一引起价款，到后来，则都是“官不给钱而白取之”。

南宋的赋税制度

南宋统治集团以大敌当前为借口，实行苛刻的赋税政策。秋夏田税、身丁税、折变、和籴、和买等，均较北宋定额为高，而且新立的税目和正税附加，也是名目繁多。

1、经总制钱

绍兴五年（1135）总制司使孟庚创立“总制钱”，后来与北宋陈遘所创立的“经制钱”合称为“经总制钱”。其征收办法是：所有民间的钱物交易，每1000文交易额由官府抽取30文。以后增至56文。每年实际可收1000多万贯，有些地方达到秋夏两税（正税）的三倍。

2、月桩钱

所谓“月桩钱”，是南宋时期为佳应军事开支而勒令各州县按月解送的一种赋税。

3、版帐钱

所谓“版帐钱”，是南宋初年，东南各路借口供尖军用而征收的一种税款。

4、附加税

南宋时期，除了正税（秋夏二税）以外，还有以下各项附加税：

（1）耗米：官府收税时，每纳米一石，要附加耗米五斗，甚至一石。正耗以外，还有什么“明会耗”、“州用耗”等名目。理宗时，一石秋粮，要加耗一石多。

（2）折帛钱：在帛价上涨时，要农民在夏税纳绢时，按时价折交现钱，称为“折帛钱”。在绢价降低时，折帛钱照收。农民往往被迫以市价的二倍到三倍的价格交纳“折帛钱”。

（3）和预买：南宋时，官府向民间买绢，当时并不给钱，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只交钱，不交实物。和买绢也名存实亡。官府不偿值，凭空课取，不再有所谓“买”。交纳稍迟，就要鞭打，不再有所谓“和”。

（4）预借：官府经常向民间预借赋税，实际上是提前征收。预借的税目有秋夏两税，免役钱和田宅买卖的契税钱。

（5）课配：实际上是一种摊派。官府任意向民间征收钱物，一般按秋夏两税的多寡来征收，有时秋税米一石，要课配五六石；夏税钱一贯，要课配七八贯。

两宋的几种“均税法”

1、王安石的“方田均税法”

北宋神宗时（1068～1085），王安石倡“方田法”。所谓“方田法”，就是清丈，清其契籍，丈其顷亩，使隐昌者无所施技，而有税无田者，可以豁免牵累。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以田之肥瘠，定税之上下，使赋税负担合理。所以又称“方田法”为“方田均税法”。据《宋史·本传》记载：“方田方法，以东南西北各千步当四十顷，一百六十步为一方。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划，验地色肥瘠，定其色号，分为五等，均定税数。”又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随陂原平泽，而定其地，因赤淤黑垆，而辨其色。方量毕，以地及色定肥瘠而定五等，以定税则。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，一季无讼，即书户帐，连庄帐付之，以为地符。”

方田法提出之后，时行时废，神宗行方田法，哲宗废方田（1086），徽宗又复方田（1104），至宗宁五年（1106）又罢方田。

2、李椿年的“经界法”

南宋绍兴十二年（1142），李椿年受命主持经界事宜，先在平江府（江苏吴县）设经界局，开始试行“经界法”。以乡为单位，清丈田地，核实顷亩，厘订田地等级，制定税率，然后按官户、民户分造砧基簿，簿后附有地形图，官府即按此簿征税。“经界”一词来源于《孟子》所说的“仁政必自经界始”一语。所谓“经界法”，就是查实田亩，均平赋税的措施。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十二年，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，且言平江岁入昔十七万有奇，按籍虽三十万斛，然实人才二十万耳。询之土人，皆欺隐也，望考按核实，自平江始，然后施之天下，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。”由此可见，经界法的实质是：欲使“田尽登籍，田皆出税”而已。据《通考》记载：至绍兴十七年（1147）“两浙经界已登者四十县”。绍兴十九年（1149），虽说经界法有成，但李椿年却于同年因触犯权贵的利益而被罢官。

3、朱熹的“经界法”

自高宗绍兴二十年（1150）罢经界法后，至孝宗淳熙十四年（1187）而有经界制度之复治，又四年而至光宗绍熙二年（1191），又所谓措置经界之举，而竭力为之者，朱熹也。朱熹知漳州，常病经界不行之害，会朝论欲行泉汀漳州三州经界……有旨先行漳州经界。朱子所以竭力推行经界之法者，其留意之点，无非在“版籍之所以不正，田税之所以不均”，故推行“图保”以定籍，随田定产比均税。朱子所为当为一般地主所不喜。朱子已认识到此点：“盖此法之行，贫民下户虽所深喜，而豪民滑吏皆所不喜。喜之者，多单独困若无能之人，故虽有诚奶而不能以言自达；不乐者，皆财力辨智有余之人，故其所怀虽实私意，而善为说辞以惑众听。甚者以资贼为辞，恐胁上下，务以必济其私，而贤士大夫之喜安静、恶纷扰者，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沮怯，例为不可行之说，以助其势。”

中国古代以来赋税制度的发展沿革？

南北朝时期,战乱期间和各政权杂立期间,赋役制度混乱,制度也不稳定,临时征派的现象和严重。

但在这个时期,也确实有一些颇有成效的赋役制度。比如南齐税制中有不收粟、帛、杂物而收钱的规定,从赋税发展史来说,它与财产税的出现一样,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

南朝赋役制度,沿袭东晋后期的租调九品相通,但各朝又有所变化和发展。总体上看,赀税和关市之征是南朝赋税征收的主要形式。

赀税就是财产税,即按照民户财产估价总额所征之税。

南齐的税制同于宋代。宋代时的三调为调粟、调帛与杂调,又名三课,一年3次分别征收。但南齐的调粟、调帛与杂调并不就是调实物。不收粟、帛、杂物而收钱。

以三调为形式的财产税,在梁陈时期,基本上维持下来。梁天监初,一度改调帛为计丁为布,但后来又有三调。

赀税或者说财产税,适用于士人以外的所有的人户,是南朝最重要的税收。此外,南朝还有一项重要的税收,即关市之税。因为商业交换发达,关市之征成为南朝财政收入的必要构成部分。商业及商业有关的税收在南朝税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关税即关津之税。在南朝有埭、津、渡、桁税。埭税,即牛埭税。南朝于风涛迅险、人力不济之处立牛埭,出租官牛,以助民运。

津为过津税,也称之为津税,四方都有。桁与航同,是浮桥的意思。南朝建康有朱雀桁渡,为以舟济河。所以桁、渡也有税。

在关、市之税方面,南朝规定军人、士人、二品清官,并无关、市之税。

这非哪一朝所制,而是南朝的旧制。

除此以外,南朝尚有行之于蛮族和俚族的赋税,叫做赕物。某些少数民族以财物赎罪称赕。还有行之于官吏的赋税,叫做修城钱。做官者只要满20天,就要送修城2000钱。此制在南朝一直延续下来。

以上所述南朝赋税,主要的仍是赀税,其次才是关税。由于南朝的赀税已具有财产税的性质,对财产少的人来说,减轻了负担。

南朝庶民需担当徭役。丁有半丁、全丁,役有半役、全役之分。全丁就是成年男子。南朝宋的王弘建议：15岁至16岁宜为半丁,17岁为全丁。

这个建议为宋文帝所接受,成为定制,齐时未见改变。

南朝徭役还有吏姓、事力、滂民等。吏姓承自魏晋吏家。事力或称力,一般为官家私人服役。滂民是杂役之民,多用之于山泽。至于多少户出一个滂民,则各县不等,比如山阴县是每百户一滂。

南朝能免除徭役的,只有士族。有的庶民为了逃避徭役,就买通有关官员,在黄籍上改为士流。一入士流,便可使役别人。

改为士流主要是更改出生年月,谎报爵位,而这种爵位,不一定要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的爵位,可以是远祖的爵位。注上后他就可以变成士族,就可以免除徭役,使役别人。改注籍状的问题,到齐时非常严重。因此齐武帝不得不下令整顿黄籍。此后徭役制度发生了变化。

北朝的赋役制度确立于398年设置的八部大夫,负责功课农耕,量校收入。

鲜卑拓跋部族的八部体制,创始于部落联盟时代,当时将王室直接统辖以外的国人分成7个部分,分别由其7个兄弟统领,形成拓跋部族的宗室八部,诸部之长称为大人。宗室八部是拓跋部落联盟的主干力量,也是后来拓跋朝廷政权发展壮大的基础。

拓跋政权入主中原之初,基于巩固政权和保持拓跋贵族特权的需要,在职官体制上采取了双轨制：一方面仿行中原汉族朝廷的政权结构；一方面继续保留着拓跋部传统的部落组织形式。

此时的八部大夫实为全国的行政长官,并非单单是管理诸部的首脑。北魏的赋法对八部同样适用。北魏建立之初,在赋法上承继晋朝租调九品相通。

485年,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颁布均田令。它规定：把荒地分配给农民,成年男子每人40亩,妇女每人20亩。

授田有露田、桑田之别。露田种植谷物,不得买卖,70岁时交还朝廷。桑田种植桑、榆、枣树,不需要交还朝廷,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,买进不足的部分。

奴婢与耕牛也可按规定领种土地,但每户只能让4头耕牛领取土地。授土地时还对老少残疾鳏寡给予适当的照顾。

这样一来,开垦的田地多了,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,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增加了。

北齐和北周继续实行均田制。北齐的租调比北魏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,粟两石要重。北周在征收上,规定了青年、中年、老年之别,这是赋法上的又一个改进。

在均田制外,北朝尚有屯田制。比如北魏就曾进行屯田,田赋上一夫之田,岁责六十斛,免其正课并征戍杂役。再如北齐也于缘边城守之地屯田,田赋上无具体规定,只是年终根据收入来定。这是在均田和民调之外的另一种田制和税制。

北朝的役龄,各朝有所分别有所联系。北魏实行均田制度以前,已将丁男或男夫定为15岁以上。北齐定为男子18岁以上,65岁以下为丁；66岁以上为老；15岁以下为小。

西魏定为男18岁以上,64岁以下为丁；10岁以上,17岁以下为中,65以上为老,9岁以下为小。

在徭役的征发上,各朝都有服役轮番的现象。徭役的任务包括筑皇宫垣、运输等,其中最为重要的仍旧是租调运输。

北朝又有所谓城民、府户、隶户、吏等,他们是卒役与兵役的主要来源。

城民的来源是被征服的和被迁徙的各族人民。城民的身份如同皂隶。城民的子孙还是城民。他们不仅要负担各种杂役,而且还有兵贯,父子相袭为兵。

城民分布地区广大,西至凉州,北至朔州,东至兖、徐,南至荆州,无不有城民。他们是北魏统治者劳动力和兵员的一个重要来源。

北魏的府户及兵户、军户置于边境地区。这种户服的是兵役,在平时也被他们的上司役同厮养。八部在边镇当兵,原来不在府户之列。但自孝文帝迁都以后,八部地位下降,被视同府户。

魏明帝时,北魏诸州镇有军籍的府户、镇人或城民都被废除了,他们都成了郡县编民。然而军队不能没有,原来兵员的来源靠府户与城民,现在他们既已为民,也要服兵役。

隶户在魏初便已存在。隶户用于杂役,与城民不同的是,城民归地方管理,隶户则由朝廷掌握；城民为朝廷提供杂役与兵役,隶户则只提供杂役。

城民始终属于朝廷,隶户可以用来赏赐,而一经被赏于他人,便成为私役。城人至魏明帝时已不存在,可隶户依旧存在下去。

吏在南北方都有。北朝又有事力,也就是吏役。州、郡、县事力均由在官当无月薪的小吏充当。北周武帝时,对魏初以来北方人户复杂化进行了一次大澄清。此后无论劳役与兵役,均由郡县编户担负,劳役与兵役一致起来。北周丁兵合在一起,出现八丁兵、十二丁兵之类,原因也在这里。

免役免赋在北朝也有它的规定。北魏鲜卑族高门子弟去当兵的,可以享受复除的特权。这种复除指的是赋税。

在北朝民役方面,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,是纳资代役的出现。这是北魏百姓已可用绢布代替现役的征象。这与南齐不收粟、帛、杂物而收钱,具有同等进步意义。

财产税是以纳税人所有或属其支配的财产为课税对象的一类税收。它以财产为课税对象,向财产的所有者征收。周朝行廛布,廛为市内邸舍,布为对公舍的收税,是早期的房屋税。财产税属于对社会财富的存量课税。

士人是我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,他们学习知识,传播文化,政治上尊王。他们是朝廷政治的参与者,又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、传承者。士人是我国古代才有的一种特殊身份,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社会群体。

蛮族我国古代对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泛称。也称南蛮。殷周时分布于今长江中游及其以南地区。是由东方迁来,秦汉以来,仍以蛮泛称南方少数民族。主要包括巴人、百越、畲民、羌族、吐谷浑等。

俚族是我们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少数民族。先秦时期主要分布在南方区域。长期的发展过程中,俚人在历史渊源、生产方式、语言、文化、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。

孝文帝拓跋宏,本姓拓跋,后改姓元。北魏第七位皇帝。谥号孝文皇帝,庙号高祖。在位期间推行均田制和户调制,迁都洛阳,改易汉俗等。孝文帝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有利于缓解民族隔阂和阶级矛盾,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皂隶旧时衙门里的差役。皂：玄色,黑色。因差役常穿黑色衣服,故名。原为古代的贱役。源于春秋时期的等级之说,所谓皂,无爵而有员额者；所谓隶,获罪者狱其责,即因犯罪而服役者。

魏明帝。三国时期曹魏的第二位皇帝,谥号明皇帝,庙号烈祖。能诗文,与曹操、曹丕并称魏之三祖。继位之初颇有建树,但后期大兴土木,临终前托孤不当,导致后来朝政动荡。

北周武帝,宇文邕,字祢罗突,鲜卑族,代郡武川,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人。南北朝时期北周第三位皇帝,在位期间,整顿吏治,改革图强。他还发明了北周象戏,代表作品有象经。

北魏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领域,范围极其广泛,内容也极为丰富。

改革过程中,他在均田制的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。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,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,成为朝廷的编户,保证了地主们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。三长制是立邻、里、党三长,控制人口,征发赋役。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,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,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。

秦朝赋税制度

如果隐瞒土地，少缴或不缴租税，要受到法律的惩处。如果部佐已向农民征收田租，而不上报，就以“匿田”论处。此外，秦王朝还征收“户赋”和“口赋”（即人头税）。

汉朝赋税制度

基本制度

汉王朝建立后，承袭秦制，“既收田租，又出口赋”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。汉律要求农民按田亩如实向国家报告应缴租额，报告不实或家长不亲自报告，要罚铜二斤，还要把未报的农作物及贾钱没入县官。

与秦差异

汉与秦所不同的是，汉初鉴于秦亡的教训，被迫采取“休养生息”政策。

汉高祖（公元前202～前195在位）时规定十五税一；

景帝（前157～前141在位）时改为三十税一，但这并不能说明汉代人民的负担轻，因为早期封建王朝对人民的征敛中，往往按丁口征收，即重征人头税,汉王朝除征田赋外，还征“算赋”、“口钱”和“更赋”。算赋、口钱是人头税。

汉高祖四年始为算赋，“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，人百二十为算”，贾人及奴婢加倍，出二算；

惠帝六年（前189）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出五算；

文帝（前180～前157在位）时减轻算赋三分之一，民赋四十钱。口钱是未成丁的人口税；

武帝（前140～前87在位）用兵，国用匮乏，“民三岁以至十四岁,出口钱人二十三”。

魏晋南北朝赋税制度

计亩而税、计户而征

魏武帝初兴，实行计亩而税、计户而征的赋税法令：每亩粟四升,户绢二匹、绵二斤,余皆不得擅兴。

《占田令》

晋武帝（265～290在位）统一后，于280年颁布《占田令》，规定：丁男（十六至六十岁）按五十亩缴田租，丁女按二十亩缴田租。如户主为次丁男（十三至十五岁，六十一至六十五岁）按二十五亩缴租，为次丁女的不缴租。五十亩，收租税四斛，即每亩八升。除田租外，还要缴纳户调，丁男作户主的，每年缴绢三匹、绵三斤；户主是女的或次丁男的,户调折半交纳。晋武帝死后,内乱即起，这个《占田令》并没有得到长久实施。南朝赋税苛重混乱。

均田制

北魏实行均田制。北魏太和九年(485)颁布《均田令》，主要内容是：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授种植谷物的露田四十亩,妇人二十亩;男子每人授种植树木的桑田二十亩，产麻地方男子授麻田十亩,妇人五亩。次年,颁布征收租调的法令,规定一夫一妇每年交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，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四人、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、耕牛二十头，分别负担相当于一夫一妇的租调额。并建立“三长制”，即“五家立一邻长，五邻立一里长，五里立一党长”，责三长清查户籍、征收租调和徭役。

唐朝赋税制度

唐初颁布的均田令规定：丁男(二十一岁为丁男)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，各受田一百亩，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，二十亩为永业田。受田丁男，承担交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义务。武德七年(624)颁布“租庸调法”，规定: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租粟二石；调随乡土所出，每年交纳绢（或绫、）二丈，绵三两；不产绵的地方，即纳布二丈五尺，麻三斤。此外，每丁每年还要服徭役二十日，闰月加二日；如无徭役,则纳绢或布替代,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，叫作庸。如果政府额外加役，加二十五天，免调；加役三十天，租调全免。每年的额外加役，最多不得超过三十天。租庸调法还规定依照灾情轻重，减免租庸调的具体办法唐中叶，面临安史之乱以来的财政匮乏和尖锐的阶级斗争，统治者着手整理财赋制度。唐德宗建中元年(780),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。两税法的实行是土地兼并改变了土地占有状况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。安史乱后，百姓田地“多被殷富之家、官吏吞并”（《唐会要》卷85），以丁户为本的租庸调法不再适用。两税法从按人丁课税转到按财产课税，体现了赋税的发展规律。同时，它将各种捐税加以合并，分夏、秋两季征收,简化了税制,故宋、元、明、清皆兼采之。

宋朝赋税制度

宋朝王安石变法。其中，与赋税制度有关的法令，有方田均税法、募役法。

方田均税法

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八月由司农寺制定《方田均税条约》，分“方田”与“均税”两个部分。“方田”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，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，“均税”是以“方田”丈量的结果为依据，制定税数。

募役法

又称“免役法”，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十二月，由司农寺拟定，开封府界试行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。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，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。雇员所需经费，由民户按户分摊。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、寺观，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，称为“助役钱”。

明朝赋税制度

明代行一条鞭法，清代继续施行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，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。到乾隆时通行全国，摊丁入亩后，地丁合一，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，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。

清朝赋税制度

清廷入关后，宣布以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赋役，并免除一切杂派和“三饷”。但由于军需频繁，常常横征暴敛，杂派无穷。一条鞭法虽然把徭役银挪向地亩征派，但丁银从未被废除。

康熙(1662～1722)时，人民的丁银负担极为繁重，山西等地每丁纳银至四两，甘肃巩昌至八、九两。农民被迫逃亡，拒绝交纳丁银，以至形成丁额无定，丁银难收。

于是康熙五十一年宣布，以五十年(1711)全国的丁银额为准,以后额外添丁,不再多征，叫作“圣世滋丁，永不加赋”。

雍正(1722～1735)时，清朝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“地丁合一”、“摊丁入亩”的办法，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（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两、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）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，一体征收。从此，丁银就完全随粮起征，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。摊丁入亩的做法：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，废除了以前的“人头税”，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；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；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。同时，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，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，出卖劳动力。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，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。

清代咸丰(1851～1861)以前的税法，大抵因袭明代;较明代所增加者有契税、当税和牙税等项。

顺治四年(1647)规定：民间卖买土地房屋者，由卖主依卖价每一两纳税银三分，官于其契尾钤盖官印以为证。

雍正七年又将契税每两加征一分，以充科场费用。

乾隆十四年又定契税之法，严格契约的印制、填写及保存，无“契尾”者，照漏税律例论罪，并提高税率，买契为9％，典契为4.5％。

“牙税”系征自牙行的一种特别营业税。雍正年间规定，“牙帖”（经营牙行的执照）由户部颁给，每五年发给新帖一次，依牙行之资本、卖买成绩等，令纳税五十两至一千两不等，每年还要征收一定的牙税。“当税”系当铺的营业税。顺治九年制定典铺税例,规定各当铺每年纳税五两,康熙五年又规定当铺征税制，依等级每年征银五两、四两、三两、二两五钱，其后成为当税的标准。雍正六年制定当帖规则，令纳帖费，其额各地不同。以后产生种种附加 税，当税亦渐增高，每年五两者，至光绪(1875～1908)年间增至五十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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